中国文化的西传与接受

一

中国文化或中国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农业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产业，这或许与过去的生产力比较低下，解决不了温饱有关。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重农轻商是与中国国情分不开的，也正是此种环境下产生了中国的农业文明，进而依托农业文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发展起来，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儒家思想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农业文明的重要性，两者形成了相互需要的一种关系。

与商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比，农业文明具有保守性，要求安分守己，讲求和谐，体现了儒家思想；同时，农业文明强调天的重要性，因为只有风调雨顺才可丰收，因此它讲求天人合一，赋予天以人格化的演绎：讲求顺应自然，故天和自然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离不开的常道，从中演化出了道家思想，即道法自然。应该说，中国儒道思想都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密不可分。

从本质上讲，儒家思想就是农业文明的秩序思想，因为吃不饱就要“反”，“反”就会给社会带来动乱，就会给人民带来灾难。为了社会的和谐与和平，儒家思想宣扬“三纲”“五常”，目的是形成和谐秩序。此外，强调“礼”和“德”的重要性，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就是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形成一个君臣有别、长幼有序的等级社会。

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的和谐，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入世和建功立业，这在孔子一生的经历中可看出来，但社会现实并非那么美好，在遭受挫折时，道家思想的优势便显现出来，就会到自然中去寻求解脱，排解因在现实中受挫而积郁的不良情绪，形成儒道互补的一种局面。然而，儒家和道家最缺乏的是精神层面，或者说，更需要人生来世这一块，因此，东汉末年佛教被迎入中国，弥补了中国儒道文化缺少精神层面的状态，形成儒释道三教。三家思想可在一个人身上集中体现，既求现世的富贵，又求长生不老，还求来世依然荣华。中国形成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原因是，任何一家思想都不能解决人的全部问题，只有三家思想结合起来，才可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满足中国人的需要，这也是中国三教并存和多神崇拜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基督教在不断迁徙的犹太人中产生，具有流动性和侵略性特点。本身又是一个自足的体系，既有现世，也有来世，不像儒家思想保守与平和。正是这样，儒家思想为基督教思想留下了可以补足的部分，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为了补儒对佛教发起了猛烈攻击，企图从中国剔除佛教取而代之，形成儒耶互补的局面。至于是否能够超儒，这要看儒耶之间的相处和朝廷的力量，因为中国的一切都和朝廷密切相关，结果是，传教士因“礼仪之争”得罪了朝廷，造成被驱逐的严重后果。

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为了传教，发现了儒家可以补充的部分，来华后主要翻译中国儒家典籍“四书”，他们的译文是否传递了儒家思想呢？回答是：没有全部传递，只传递了儒家思想中有关道德和文人修养的部分，这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体现得最明显。传教士把孔子定位为哲学家，绝对是出于补儒的需要，有传教的意图在内，但不是简单地把孔子作为传教的工具，而是进入了中国文化层面，“《中国哲学家孔子》实际上是从文人士大夫的视角介绍了中国文化”（孟德卫）。可以说，中国儒家思想或文化在明末清初已部分传入西方，这个判断应该是符合实际的。

三

17和18世纪，中国和欧洲都处在封建时代，双方处在同等发展水平。中国儒家典籍译本传到欧洲后引起了共鸣，各期刊纷纷发表评论。就其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判断而言，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推崇赞扬，以法国重农学派魁奈（Francois Quesnay）为代表，魁奈被成为欧洲的孔子；一种是有分寸的赞扬，代表人物是莱布尼茨；再就是贬低派，代表人物是黑格尔，他认为孔子的哲学没有思辨性。若以欧洲的思辨哲学来看待孔子哲学，的确如此。南宋的新儒学赋予孔子思想以思辨性，但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不采纳新儒学的观点，因为里面没有神的位置，所以翻译的不完整造成了读者的判断难免偏颇或有误是很正常的。总之，明末清初侨居在中国的传教士部分地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在欧洲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7和18世纪的欧洲吸收了来自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加上本身的政治改革和宗教改革，资本主义迅速崛起，新教逐渐占据上风。进入19世纪以后，中西之间在经济、政体、宗教、知识体系等方面拉开了距离，中国文化思想已不再是西方学习的对象，其借鉴作用大为减弱。与天主教传教士相比，新教传教士在心态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上半期个别传教士把中国儒家思想变成了其批评的对象。当然，传教士有这样的心态也是正常的，但他们英译的中国文化典籍还是比较客观的，基本上没有歪曲中国的思想，只是有时在译文的序言、后记或注释中加以指责。

真正将中国儒道两家思想传递到西方的翻译家是传教士理雅各。19世纪中叶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被迫允许传播基督教，但频发的教案导致理雅各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在他之前，实际上都是一鳞半爪地介绍或翻译，没有能够形成系统。就整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来看，理雅各译本与之前的译本至少有三大不同：一、理雅各英译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儒道经典，这样的话避免了在他之前摘译和译本不全的弊病，能将整个儒道思想呈现出来；二、理雅各的注释来自中国学者的解释，而且在很多地方引用了朱熹的注解，说明理雅各超越了基督教本位思想；三、理雅各在翻译中有融合儒耶的倾向，但并不以传教为目的，主要从比较宗教角度来看待两种思想，超越了传教进入学术领域，为其以后的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四

至此可以看到，从明末清初传教士部分地传递中国思想文化，至19世纪上半期，个别新教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指责，至理雅各将中国儒道经典全部译成英语，明显分为三个阶段。这一历程暗示了中国文化思想的西传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有密切联系，也表明了以理雅各为代表的译者对中国文化思想的认识逐步加深。至20世纪下半期，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已全部传递到了西方。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通过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全部传递到了西方，但并不代表西方接受了中国文化思想。与17、18世纪相比，19世纪的西方接受环境和接受土壤发生了变化，代表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国儒道思想已不适合新的环境，西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不再看重中国思想。此时的东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差异，中国的农业文明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挑战几乎是节节败退，已无能力去应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价值受到了质疑，西方已不再从中国思想中汲取养分，因为它与西方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不相适应。直到20世纪上半期，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才发现了中国思想中的和平因素。

*本文内容来自《十九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史》。